被领导冤枉了怎么办（老记郭国松：员工被冤枉与领导起争执被扇脸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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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河南一市委书记掌掴下属？纪委介入# ［如果市政府秘书长打了市委书记一巴掌］河南省济源市市委书记张振伟当众殴打市政府秘书长翟伟栋，由于当事一方家人的实名举报，迅速演变为一起轰动全国的公共事件。

就目前所知，此事起因于市委书记不满到机关小食堂吃早餐的政府秘书长翟伟栋，先是当众质问他，谁让你到这儿吃饭的？接着让服务员把他赶出去，这已经是严重的侮辱。大概张振伟还觉得不够痛快，随即打了他一巴掌。

我想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：如果是市政府秘书长当众打了市委书记一巴掌，那会是什么后果？很简单，当场就会被拘留，随后撤职。但是，到目前为止，打人者还在台上。

济源市本来就是个县级市，由于省直管，升格为副地级市，所谓的市委书记，其实就是个县委书记而已。但是你不要小看了中国的县委书记这个职务。正常情况下，县委书记就是个正处级的干部，级别很低，但由于他可以直接面对老百姓，在老百姓的眼里，县委书记、县长可能是他们一辈子见过的最大的官。有一次，一个县委书记带我到下面基层去考察，这是我第一次观察到县委书记和普通农民以及基层干部的关系。基层干部还敢站在他离他十来米远的地方，但是农民都站在离他几十米远，不敢近前。

我接触过的县委书记不少，还真没有把县委书记当个官来看待。一方面，在作为我的采访对象的时候，他们的官太小，在我面前还是有点诚惶诚恐；另一方面，我回老家的时候，见到的县委书记都是好朋友，自然他们也不会在我面前摆什么官架子，我也没有在他们那里谋私利，礼节性地吃顿饭而已。

与县委书记打交道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两次采访。一次是在湖北丹江口市采访。丹江口就是个县级市，归十堰市管辖，存在着严重的GDP造假、放卫星丑闻。那时候，我是南方周末记者，接到举报后，我去调查他们的问题。我在农村采访了好几天，得到了大量的铁证如山的造假证据。最后，我去市委采访市委书记张达华，市长也坐在旁边。我介绍了采访了解到的事实，问张达华为什么造假。没想到，他一点也没有辩解：“我承认，你了解到的情况都是事实。但是我要反问你，中国哪一个地方不造假？”我说好，张书记，有你这句话就够了，我的采访结束了。

另一次是在河北省安平县，因为农民负担过重，引发上访，当地抓了几个农民。作为主流媒体的调查记者，我所相信的就是亲自调查得到的事实，根本不会坐在办公室看材料、听汇报，你很难欺骗我。于是，我一个人深入到安平农村，到农民家里实地调查，跟他们算种地的经济账，最少两块钱的成本都算上，比如施一次肥、打一次药、灌一次水，把所有的成本相加，一亩小麦还亏损100来块钱，这还不算农民自己的人工。用同样的方法来计算，秋季的玉米由于产量高，一亩地大概有200多块钱的利润。当地人均也就一亩地，一年下来，甚至连糊口都比较难，如果家里没有人出去打工，按照人均年纯收入3600多元征收提留，确实不堪重负。

我担心当地政府部门干扰采访或者出面说情，没有住在安平当地，而是住在距离安平70多公里的保定市（安平属于衡水市管辖）。不过，他们还是很快就知道了有《南方周末》记者来采访。《南方周末》那个时候正在巅峰上，他们显然不敢有丝毫怠慢，一直追到保定。书记、县长、副书记、宣传部长找到到我住的酒店，陪同他们一起来的还有保定市委组织部部长。

我记得很清楚，五个领导就坐在我住的酒店双人房的床上，我拿出采访笔记本，给他们算账。县长说，你了解的情况很详细，但是有一点你可能忽视了，我们秋季免征公粮。我问他多少公粮，他说每人50斤玉米。我说，算上这50斤玉米，每年也没有3600多块钱的人均纯收入吧？县委书记说，农民的收入也不只是种田，很多人都出去打工。我说并不是每一家都有人出去打工，你用这种平均的办法，不管家里有没有人出去打工，都按照这个标准来征收，有些没有人出去打工的家庭是承受不了的。

谈了两个来小时，已经是晚上，要安排吃饭，被我拒绝。保定市委组织部部长说：“你从广州来，他们从安平来，到保定都是我们的客人。因为安平不归保定管，你采访的事情跟保定没有关系，今天是保定市委做东请你们吃饭。”争执一番，我才勉强吃了这顿饭。

紧接着，《南方周末》一版头条发表了我在安平采访的报道，不知得罪了多少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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